劳动法为什么管不了996？ | 吃瓜岱岱

最近，拼多多旗下多多买菜员工加班后猝死，饿了么配送员猝死，前天拼多多又出现员工跳楼事件。互联网乃至整个社会企业的加班现象又成为风口浪尖受到各界批判。同时又有一些声音认为加班是必要的，是先进生产力的需要等等。

目前的情景让人很熟悉，不到两年前程序猿行业掀起过一波以抵制互联网企业加班为目的的“996"ICU的运动，在当时也引起广泛讨论，我们出了好几篇文章做过深入讨论。两年过去，互联网公司996的现象可以说愈演愈烈，一些公司甚至进入了比996更过之不及的所谓”硬核奋斗“，”每月300小时“模式。

为了回应这种现象以及目前网络上的一些言论，我们有必要把之前的一些讨论再拿出来，讲清楚一些逻辑。另外，最近不少读者反应无法及时看到我们的更新，这是由于公众号的信息流机制。

为什么有人说996是福报？

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要实现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我们先不考虑扩大再生产，那离我们太遥远），需要什么条件呢？很显然，要满足最基本的衣食住行，还要给劳动者足够的时间、精力、资源，让他们能够养大至少两个孩子。也就是说，我们即使不把劳动者当人看，仅仅是把他们当做生产中暂时还必不可少的一个零部件，至少也应该让他们能够坐稳了“三个奴隶”：上班做工奴，下班做房奴，回家做孩奴。

对照一下现实，坐稳这“三个奴隶”，按理说只是我们这个社会维持存在的最基本条件，但是，身边有谁要真能坐稳了“三个奴隶”，简直就不是奴隶了，而是妥妥的成功人士：有稳定工作、交得起房贷、生得起二胎，不是成功人士是什么？换言之，我们这个社会，能坐稳”三个奴隶：“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也难怪马云能公开的说：996是一种福报。

要知道，我国的劳资关系既不是建立在茫茫多的零散雇主对茫茫多的零散劳动者这样一种双向自由的基础之上，也不是建立在少数垄断就业岗位的寡头雇主对少数垄断劳动力的工会组织这样一种集体谈判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少数垄断就业岗位的寡头雇主对茫茫多的零散劳动者这样一种不平等的基础之上。

比如平时里这些内卷的你死我活的互联网厂商们，但这仅仅属于敌人内部矛盾范畴，当下面的劳动者真的起来掀桌子的时候，这些厂家往往就会联合起来，采用同样的套路公关，平息舆论。因为这属于敌我矛盾范畴。虽然这次拼多多公关危机事件上知乎的表现受到不少好评，但这也是建立在拼多多公关先向其身上泼脏水的情况。

虽然很多人会说，爱干干，不干滚，你可以选择不996的公司。但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学会996这一套后，即使有个别不差钱的良心企业，当市场环境使他们真的开始差钱的时候，迟早也会露出本来面目：明明一个人免费加加班就能搞定的事情，为什么要雇两个人呢？所谓真正有本事的人，不996照样可以拿高薪，指的也不过就是，原本靠本事应该拿到80万的人，现在只给40万的工资，看着人家苦苦挣扎拿20万，还自我感觉良好。

只要是基于少数垄断就业岗位的寡头雇主对茫茫多的零散劳动者，这样一种不平等的局面，那么作为整体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就不是由工作时间、工作效率这些指标去决定的，而是由维持这些劳动者生存的物价水平所决定的。

劳动者间的逐底竞争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体系。我们可以用法律的形式在纸面上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规定了法定工时，规定了加班工资，但与此同时，我们却用物价的形式在事实上规定了一个劳动者要想真的能够生存下去，那么就必须心甘情愿的加班加到资本家满意的程度为止。过去的鞭子是有形的，现代的鞭子是无形的。

我们上面说到，我们这个社会的劳动关系是建立在少数垄断就业岗位的寡头雇主对茫茫多的零散劳动者这样一种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在这种不平等关系下，零散的劳动者陷入一种“逐底竞争”的囚徒困境：雇主选择的，永远是能够满足工作需要的劳动者中报价最低的一位。所以，理论上来说，工资标准应该是被压到上面说到的能够坐稳“三个奴隶”的最低限度。

但实际上，这个限度被大大突破了。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一些条件使得劳动者能够进一步把报价压低。。正所谓“不逼一把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多有钱”，由于计划生育下漏斗形的人口结构，“六个钱包”买房成为新常态，这降低了资本家开出工资标准的下限。原本资本家要雇佣劳动者“996”，开出的工资好歹得让人家能买得起房，至少也要租得起房，但是，“两个钱包”做不到的事情，上一代“四个钱包”补了上去。不光是买房，上一代还要负担起子女的育儿，把本应由企业买单的员工育儿成本又揽到了自己身上。

说完了住宿和育儿，还要加一个，通勤。按照市场经济正常的发展逻辑，一线城市的膨胀会碰到市场的制约：房租的上涨带动工资的上涨，通勤时间的上升带动劳动时间的下降，当工资上涨、工时下降给企业带来的成本上升大于一线城市的集聚效应给企业带来的效益增长时，一些企业就会选择远走他乡。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上面已经说到，住宿的压力完全转嫁给劳动者及其家属，通勤也是如此。劳动者为了能够挤掉自己的同行，只能越住越远以便能够降低住房成本，从而开出更低的价码以保住工作。

结果，“不逼一把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多能干”，在一线城市周边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河北的燕郊，一些进京务工人员父母甚至凌晨起来帮子女排队等公交。如此全家上阵，目的是既享受燕郊的低房租，又享受公交的低成本，最后能够用更低的报价压倒竞争者，保住自己的饭碗。而在另一端，劳动者竞争的结果，是老板在一线城市能够以更低的成本雇佣到合适的员工，同时又能享受到一线城市的集聚效应。

在平等的雇佣关系下，资本家买到的是劳动者额定的工作时间。所以，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被掩盖在形式上的公平交易之中，还需要马克思这样的天才写三本书去揭示出来。而在不平等的雇佣关系下，资本家买到的是劳动者除了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也就是吃喝拉撒睡以及赶地铁以外的全部时间，还有劳动者家人相当部分的时间。

单个劳动者，做一个“奋斗逼”，或许暂时能够提高一点收入，但作为整体的劳动者，靠拼命工作，是提高不了收入的。提高的只是老板的收入。与此同时，“996”工作制下，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那么剩余出的一个人恰好变成HR手里的一张求职简历，成为“你不干有的是人排队干”这句话里那个排队的人。所以，在不平等的雇佣关系下，劳动者越是拼命挣扎，雇佣关系就变的更加不平等。

所以说，在少数垄断就业岗位的寡头雇主对茫茫多的零散劳动者这样一种不平等关系下，劳动者只能争相把自己的家底掏空。不仅要掏空自己，而且要掏空全家。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我们讲奉献，顶多就是讲“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现在市场经济时代我们要讲的是“坑了自身坑父母，坑不了父母断子孙”。

劳动法为何失效?

有人问了，为什么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工会不管这种事情呢？这里就不得不讲地区间的逐底竞争。

比如说，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为什么不查呢？因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只不过是地方政府的一个组成部门，负责人是地方领导班子任命的。就算是哪个地方的人民政府下决定查一查，真的去贯彻落实《劳动法》，把“996”搞成了“955”，资本家立马就会卷铺盖走人，末了还要丢下一句：这地方营商环境不行。

所以，很多经济学家都很推崇我国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平心而论，这种模式在激励干部攻坚克难、干事创业上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政商关系上，却被扭曲了。结果，使得政商之间，也陷入了一种少数垄断优质产业的寡头投资商对茫茫多的零散地方政府这样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之中。